父親湯志鈞和我用了36年編纂交流《梁啟超選集》
作者：鐘源
來源：彭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七月十八日壬辰
耶穌2018年8月28日
【編者按】2018年8月，由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出書的20卷本、總字數1400余萬字的《梁啟超選集》正式面世。《梁啟超選集》的編纂可以追溯到1962年，因“文革”中斷，直到19瑜伽場地82年，選集正式由湯志鈞師長教師負責。但是編纂過程一波三折，因各種緣由，數次更換一起配合方，一度擱淺，資金支撐也是直到近年才有。但湯會議室出租志鈞和其子湯仁澤“孤軍奮戰”，堅持編錄資料，用了36年時間，終于編成。湯仁澤師長教師感嘆，剛開始編纂選集的時候，本身只是一個剛個人空間畢業的本科生，到選集出書，他已年近七十，漸漸老矣。
《梁啟超選集》由論著集、演講集、詩文集、譯文集、函札集、附錄六年夜類組成，按撰作或發表時間先后擺列，還有索引和附錄。選集中收錄不少近年新發現、表露的梁氏佚文、函件，如2012年新公開的《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以及湯志鈞師長教師在japan(日本)、american、新加坡、港澳臺等地檢索搜羅的海內資料，如在東京國會圖書館、明治文庫發現的有關梁啟超的書札、筆談等史料。彭湃新聞專訪了湯仁澤師長教師，請他談談編纂《梁啟超選集》這36年來的悲歡離合。
《梁啟超選集》書影
一、父子二人 與《梁啟超選集》結緣
彭湃新聞：湯志鈞師長教師在回憶中說，他在接辦《梁啟超選集》編纂任務前，從來沒有研討過梁啟超，這當然是謙虛之語。為何中華書局會在1982年將此重擔委以湯師長教師？
湯仁澤：“從來沒有”，應該是謙虛之語，有事實可證。早在上世紀四五十年月，父親就潛心研討常州今文經學和戊戌變法，1953年就在《歷史教學》發表文章了。康、梁是戊戌變法的配角，當然是研討對象之一。他最後的研討結果匯集在兩部專著中：一是《戊戌變法史論》，上海群聯出書社1955年9月出書；二是《戊戌變法史論叢》，湖北國民出書社1957年11月出書。當時對戊戌變法及康、梁等人較為深刻的研討，是《戊戌變法簡史》和《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兩書都是中華書局出書的，前者是1960年8月，后者是1961年4月出書的。
湯志鈞著《戊戌變法史》及修訂本
這里有需要提一下五十年月關于《年夜同書》成書年月問題的討論。1955年2月，李澤厚師長教師在《文史哲》上發表《論康有為的〈年夜同書〉》一文，“這篇論文是李澤厚的第一篇學術論文，他當時是北京年夜學一名剛剛畢業的學生。”（時勝勛《李澤厚評傳》，黃山書社2016年版，第20頁）父親分歧意李的觀點，于是在《文史哲》1957年第一期上發表《關于康有為的〈年夜同書〉》與李商議。李澤厚絕不逞強，同年同刊第九期上以《〈年夜同書〉的評價問題與寫作年月——簡答湯志鈞師長教師》一文加以反駁，引經據典，詞鋒鋒利苛刻，時而上綱上線。同時參加討論的有張玉田師長教師，文為《關于〈年夜同書〉的寫作過程及其內容發展變化的探討》。在父親看來，李、張兩人說服力不夠，他有強硬的史料依據，再次發文反駁。這次是《歷史研討》1959年第八期的《再論康有為的〈年夜同書〉》和第十一期的《論康有為〈年夜同書〉的思惟實質》。
李澤厚與湯志鈞的論文
這場劇烈的討論影響很年夜，此后國內外不斷有新史料發現，為辯論雙方供給證據，辯論還在繼續。房德鄰于1995年撰文《〈年夜同書〉起稿時間考》便是討論的繼續，他說，“從五十年月到八十年月，關于《年夜同書》成書時間問題的討論一向沒有間斷。”（見《歷史研討》1995年第三期）往年末，我還收到茅海建傳授寄來的佐證資料。
專著和辯論，在學術界產生了必定的影響，這與中華書講座場地局會在1982年將此重擔委以父親不無關系。1982年4月，中華書局論證、修訂《中華書局1982-1舞蹈教室990年古籍收拾出書選題計劃》，把《梁啟超集》列為全國古籍收拾出書規劃重點項目。8月23日，中華書局邀請湯志鈞、金沖及、龔書鐸、王慶成、曾業英、王好立、梁從誡等，就編輯收拾《梁啟超集》事宜進行座談，并委托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討所組織人力收拾，由父親任1對1教學主編。
彭湃新聞：您從何時開始參與《梁啟超選集》的編纂？家教當時都做了哪些工作？
湯仁澤：我于1983年開始參與《梁啟超選集》的編纂，我的參與有必定性也有偶爾性。必定性有兩點：一、作為兒子，父親需求你干什么，只需力所能及，沒有推脫的來由；二、我是歷史系本科畢業的，專業對口，學有所用。偶爾性也有兩點：一、自1983年安徽師范年夜學歷史系畢業后，進進安徽阜陽師范學院任教，時間正好在父親接辦《梁啟超選集》彙集收拾任務后不久；二、1996年結束了japan(日本)的留學生活回國，成為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的一員，得知父親仍在彙集收拾梁氏佚文、信函等，并發現、解決了一系列問題，完成了大批的編輯點校任務，但參加編集的同道，或退休、或轉行、或出國，身邊正缺幫手。兩點偶爾性，無疑是兩次難得的機遇，所謂“上陣父子兵”，我有義務協助父親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
湯志鈞、湯仁澤父子在“南長街54號躲梁氏主要檔案”特展上
一開始父親并不看好我的“標校”才能，我以“年夜學畢業連個標點都不會？”來頂撞，父親告誡我：《飲冰室合集》無標點，還有大批的人名和書名，大批的引文和典故，不留意就會出錯誤。直到實踐中，才了解此中的學問有多年夜。現在回憶起來，當時很老練。
記得1983年后，每逢冷寒假回上海，父親總要開一張梁啟超撰文的目錄，重要是刊載在《飲冰室合集》上的文章，回校時帶上《飲冰室合集》和300字的稿紙，在備課講課瑜伽場地之余做“編纂”。具體任務是把梁文抄寫在稿紙上，添加標點和考證寫作年月，回滬時交稿并接收新任務。每次回上海必須跑圖書館找資料，因為有些書報在安徽不易找到。當時參加編集的還有黃紹海、齊國華、承載、胡申生、姜俊俊、湯仁濟、唐文權、吳乾兌、張曉娟、吳嘉勛、朱永祥、周中平易近、李國俊、王知平易近、姜俊平易近等。
我最後只了解抄寫和標點，隨著任務量的加年夜和對編纂請求的加嚴，才真正共享會議室體會到這項工程的“浩瀚”和艱辛。我始終認為能參加編纂《梁啟超選集》是機遇，很榮幸，有父親的指點，能學到不少知識，必須盡力做好這項任務。特別是父親大哥體弱時，本身更應該多擔當一些。
2005年10月，湯志鈞與梁從誡在天津
二、《梁啟超選集》的校注
彭湃新聞：在《梁啟超選集》結項會上，茅海建傳授特別指出了本書的“校對之精”。您和您父親是若何完成校對任務的？
湯仁澤：編纂選集，彙集只是後期任務，后期的校對尤其主要。我們擬定的《編輯原則》中有一條：“本選集收錄資料，除手稿外，如系發表在當時報刊的，錄自報刊。例如《時務報》、《新平易近叢報》、《學報》、《政論》、《國風報》、《新小說》、《庸言》、《年夜中華雜志》、《學藝》、《束縛》與《改革》等；若有多處刊載的，則經互校后選擇較好的作為藍本，有錯字、漏字，則訂補之，參校本的異文及校記，注于頁末；如已編印成書，則錄自較早的版本。”這樣編纂的目標，為的是更真實更準確地反應著作的原貌，糾正錯誤，同時為讀者供給便利。因為找尋雜志類較不難，但手稿、信函以及圖書館、博物館的加入我的最愛件，就很難看到了。
校對任務很單一，很死板，真恰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況且“坐冷板凳”的時間何止十年。除此之外，沒時間陪同家人，沒時間與親朋老友聚會，更沒時間往了解一下狀況裡面出色的世界，被割舍的實在太多。當第二十集清樣校訂后郵出，終于安息下來喘了口粗氣，此時驀地發現逐一本身已經漸漸老矣。
但當你把一件任務看作責任或任務，你會日復一日地重復著往做，忘了死板和孤獨。假如全身心投進，會有“樂在此中”的感覺。在比勘統一篇著作相關版本的差異時，在補苴缺漏、芟其重復、校訂舛誤時，會覺得收獲無窮。
好比《桃花扇》（《合集》）與其他版本校勘，有五十多處分歧點；《德育鑒》（《合集》）與《飲冰室叢著》校勘，也有五十多處分歧點；其他著作也類似。
校點《王荊公》時，選用廣智書局1908年版的《王安石政治論》，除因版本較早外，還有較年夜優點是，書頁上方的眉注，是《合集》本所沒有的。我們變眉注為腳注，可以讓讀者閱讀到原作者的點評或要點，以展現該著的全貌。
我們還要在綜合考訂的基礎上糾錯。如《論孟子》，據梁氏手稿輯進。如《合集·文集》之三十七《辛亥反動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中“黃臉人打下往”，查1921年11月1日—8日刊載的該文，為“黑臉人”。如《顏李學派與現代教導思潮》“反對講學習窮反對讀書著書的來由”，讀不清楚，查原載《東方雜志》第二十一卷第二號該文，是“反對講學。習齋反對讀書著書的來由”。如小樹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每夜輒登臥鴟尾間”不克不及為“每夜輒登臥鴟、尾間”等。（“鴟尾間”指屋頂搭建的小間）
但也并非發刊越早越準確，如《答某報第四號對于〈新平易近叢報〉之駁論》，原載《新平易近叢報》，后支出《合集》，校對前者，發現缺脫、舛錯文字有十多處。
此外，糾錯后還要詳作注釋。如南唐樹立者李昪，寫成“李昇”。“讟”常誤作“讀言”。外文人名據《辭海》校對，特別是生卒年代分歧，作出注釋。紀年有誤，年號與年月不符，也逐一修改。
有時為識別一字需翻閱大批書籍，如楊度字“晢”還是“皙”？上海版《梁啟超年譜長編》、陳旭麓主編《中國近代史詞典》和89版《辭海》作“晢”，而《梁任公師長教師年譜長編》、99年版《辭海》作“皙”，還參閱了劉晴波《楊度集》，確定為“皙”。
還有如“間”“閑”，繁體字同為“閒”，不易辨別，良多書上把“間詁”印成“閑詁”，錯。
完成這般“浩瀚”的工程，僅靠父子兩人之力是舞蹈場地遠遠不夠的，我們有幸結識了中國國民年夜學學術出書中間的編輯們，配合編校，配合商議，有時為一字一句爭論半天，面紅耳赤的，就這樣度過了難忘的“校對”六年。比這更早的，還有出書社孟超副社長和王汝豐傳授親自來滬研討出書事宜；譚徐鋒編輯屢次來滬提運選集稿件，每次重達數十公斤，把他累得夠嗆。領導的重視和譚編輯的認真負責，都是為了防止我們父子數十年辛苦勞動的結果有半點損掉。中國國民年夜學學術出書中間的編輯年輕敬業，才能超群，為選集的出書支出太多，在此謹向李紅、王琬瑩、呂鵬軍、譚徐鋒、吳冰華、符愛霞、羅晶、李文、許輕輕、王鑫、曹磊、丁桃榮等編輯致以最誠摯的謝意！
1985年4月3日，湯志鈞在哈佛年夜學作報告《戊戌變法領導人和贊助人社共享空間會環境和地輿條件》，右為費正清研討中間主任孔斐力傳授
彭湃新聞：校注《梁啟超選集》，什么處所最難？
湯仁澤：最難點是考證確切的寫作年月。
《飲冰室合集》瑜伽教室目錄中，篇名后注明“清光緒幾年”。《飲冰室選集》只要篇名無年代，偶爾一二篇有甲子紀年，如《三十自述》后注“壬寅”，未便閱讀。即使《飲冰室合集》有寫作年分，也要仔細考證能否正確。如《市平易近的群眾運動之意義與價值—對于雙十節北京國平易近裁兵運動年夜會所感》，還有副標題為“十一年雙十節在天津青年會講演”，我們選自《梁任公學術講演集》第三輯，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此文刊于《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標題改為《對于北京國平易近裁兵運動年夜會的感觸》，副標題為“雙十節在天津青年會講演”，省往了“十一年”。在目錄中，雖未標明寫作年月，但前后文章皆標明“平易近國十年”，讀者決不會當作“平易近國十一年”。再查“平易近國十年雙十節”，梁啟超在天津學界全體慶祝會議上作《辛亥反動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的報告，不成能同時在天津青年會作“感言”，說明《飲冰室合集》記載有誤。
再者收拾編輯梁啟超的信札也較困難。
其一，梁氏手跡，行、草兼并，又沒有標點，有些字句必須反復識辨、甄別、斟酌后，才幹讀通讀懂。其二，部門書信沒寫明每日天期，考證年月難度較年夜。其三，數量年夜。梁啟超的書信，除《梁啟超年譜長編》外，還有許多散見于各處，如北京、上海等重要圖書館和私家均有加入我的最愛。至今除了給孩兒們等家書外，還有《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中新發現的書信。
梁啟超手稿
三、梁啟超散佚文稿的彙集
彭湃新聞：在30余年的時間里，在彙集梁啟超散佚文稿過程中，湯志鈞師長教師和您做了哪些任務？
湯仁澤：父親長期以來不間斷地搜集、收拾近代文獻資料，對梁氏的佚文散札積累豐厚，特別是檔案抄件、佚詩佚文及他寫給親人伴侶的大批書信。還應用赴臺灣、噴鼻港、澳門、及japan(日本)、american、新加坡等地講學、學術交通的機會，在各圖書館檢索書躲，彙集散落在港臺澳及國外的部門詩詞、文稿、信札等資料。如1991年5月至6月，父親應新加坡國立年夜學之邀，參加“漢學研討之回顧和前瞻國際學術討論會”，協同收拾丘菽園家屬所躲康有為、梁啟超級函札和其他躲件，經父親鑒核并注釋，支出選集。
《〈乘桴新獲〉中的梁啟超佚札輯存》是父親于上世紀八十年月初訪每日天期間彙集收拾的梁啟超佚文散札，有些躲件不曾露布，非常珍貴。《致伊藤博文、林權助書》、《致年夜隈重信書》、《與志賀重昂筆談教學記錄》、《致山本梅崖書》以及《致犬養毅書》中的一部門，是梁啟超初到jap小樹屋an(日本)時寫的，對“保皇派”的“勤王”活動有參考價值。
珍貴信札長期積累而成，有些從未表露。如“致段祺瑞書”五通、“致張國淦書”七通、“致陳漢第書”十一通，原件躲上海圖書館。“致李盛鐸、陳熾書”十通，原件躲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討所。“致龍濟光書”一通，原件躲天津歷史博物館。
選集收錄了手稿、部門殘稿和未刊稿，在階段性結果《飲冰室遺珍》中表露了一部門。如《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別名《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第七章，手稿殘，《合集·文集》之十五有《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內有“舊學派關于法之觀念”一章，乃是續文。《償債計畫意見書》，《合集·文集》之二十一題名《償還國債意見書》，前段部門被刪除，現將此補進。
《湖南時務學堂答問》、《湖南時務學堂札記》選自《湖南時務學堂遺編》，是學生的讀書心得和師長教師（教習）的批語，由于論述用詞“激進”，遭到守舊派的激烈攻擊，學堂自願停辦。后經戊戌政變能存于世，實屬不易，梁啟超五十歲誕辰時，熊希齡將此《遺編》“為師長教師壽”。梁啟超在序文中說：“迄今將三十年，諸劄冊散佚殆盡，秉三顧拳拳守此卷，幾于秦燔后壁中《尚書》矣。……嗚呼！此固吾國教導界一有價值之史料。”《梁啟超年譜長編》等摘錄無限，我們則收錄齊全。
《湖南時務學堂遺編》復印件
彭湃新聞：選集的編纂有很長一段時間是沒有資助的，您父子二人是若何堅持下來的？
湯仁澤：教學場地2014年下半年，在歷史所領導黃仁偉、王健的關心和支撐下，《梁啟超選集》申報國家社科基金嚴重項目獲得勝利，時年父親已經90歲，我們終于走出了沒有資助的窘境。
戴逸師長教師致湯志鈞師長教師的信（復印自戴逸著《涓水集》）
此前雖然沒有資助，但沒有懶惰，只是面對現實問題還是會有無奈和尷尬。好比說2005年，我們曾為獲取贊助赴天津與企業家商談，結果沒有勝利。又好比寄往出書社的校樣，僅某一集經常需求往復幾個來回，出書社都用快遞傳遞，既快又省事。我開始是應用郵費昂瑜伽教室貴的通俗郵件郵寄的，能省一半的錢，但速率太慢不說，還要共享空間收件人攜帶成分證往郵局領取。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李紅編輯對我說，必定要寄快件，郵費先墊付，再由出書社報銷。后來有了資助，也不消再提報銷的事了，但還是很感謝李紅編輯。
其實需花費之處還真不少。眾所周知，討取資料需求資金，公立圖書館也不破例，可是力爭搜集齊全，該花的還是要花，購買書刊也一樣。起初編輯時，文稿是從各類舊報刊中輯錄，用手抄后標點即可。后來發現手抄稿難免出錯，校勘也未便。于是，出書社請求稿件一概改用原稿復印件，為此我又從頭往復各年夜圖書館尋找資料，校勘再標點，還要注明發表時間及資料來源，耗時費力還花復印費，並且復1對1教學印量宏大。
除了資金缺乏，我們要戰勝的困難舉不勝舉。書房內擺滿了各類書籍、報刊和資料，幾無插足之地。兩張辦公桌上的文稿堆積一尺多高，電腦前也不破例，只要挪動幾堆，才幹勉強操縱。無奈之下，只好向外擴張。臥室內的一臺退休多年的縫紉機，閑著浪費資源，不如充當書桌。自占據后，書籍和資料也動遷而至，臥室渙然一新，好像書房第二。老婆的抱怨和斥責聲與日俱增：“誰家的臥室會是這樣!”我只是裝作沒聽見，埋頭校對。自2012年12月25日正式校稿起，不知不覺間，已在這臺縫紉機上度過了六個年齡。
從事學術研討，必須有點奉獻精力。1983年父親東渡japan(日本)訪問講學，回國后出書《乘桴新獲——從戊戌到辛亥》，此中就有大批珍貴的史料。不僅這般，在國內外各年夜圖書館彙集到的資料，以及國內外專家學者加入我的最愛后贈閱的函札、佚文等，父親都毫無保存地拿出來編進選集，為讀者供給便利，我沒有來由不堅持做下往。編纂任務在短期內是顯露不出結果的，何況是像梁啟超大師式的選集。單位每年要考察，我拿不出結果，當然晉升就沒份了，還會冤枉你沒干活。你只要不計個人得掉，埋頭往做，結果遲早會出現。
楊國強曾對我說：“這項任務總要有人往做的。”周武說：“研討近代中國歷史，不懂梁啟超很難深刻，而讀懂梁啟超，又以更周全地彙集息爭讀梁啟超個人論著為條件。”戴鞍鋼等待我教學寫一篇詳盡的編纂過程。同仁們是懂得的，也在鼓勵我。不久前，讀胡躍生校注《梁啟超家書校注本·跋》，他說：“6年浸淫于梁氏文字，派生出一個時常揮之不往的問題：何故許多三四流的學人都有優美選集出書，洋洋年夜觀雄霸圖書館排排書架，而《梁啟超選集》遲至近年才作為國家社科基金嚴重項目得以重啟？校注梁氏家書使我能懂得天量的任務量，非數年可就、數人可成，但閱讀梁啟超卻又使我耿耿于選集遲遲不見面市。”說得很有事理。
彭湃新聞：選集現分為論著集、演講集、詩文集、譯文集、函札集、附錄六年夜類，總字數約1400萬字，能否已囊括了梁啟超一切的著作？
湯仁澤：梁啟超“文名滿全國”，留下一千數百萬字的論著，觸及到政治、經濟、哲學、文學、歷史、法令、宗教、新聞、教導、音韻等學科，甚至各類天然科學。我們的目標是要收拾、編纂出一部翔實、周全的《梁啟超選集》。《梁啟超選集》由論著集、演講集、詩文集、譯文集、函札集、附錄等六年夜類組成，分為二十集，總字數一千四百萬擺佈。各集按撰作或發表時間先后擺列，各篇注明資料來源（包含刊名、期別或版本信息）。每集年夜約為六、七十萬字。
我們盡量并盡力彙集收拾梁啟超的著作，但難免會有遺漏，也沒有“囊括了梁啟超一切的著作”，正如茅海建傳授所說，選集是收不全的，關鍵是校對。
《飲冰室合集·專集》目錄中，列有《殘稿存目》，有目無文，達二三十篇之多。“殘稿”是梁啟超著作的組成部門，《飲冰室合集》自1936年4月出書至今，長達八十年似無人問津。我們已將部門“殘稿”找到，并編進選集，如《國家主義之發達》、《償債計畫意見書》、《國平易近常識學會章程》、《黃梨洲》等，但仍有部門殘稿或未刊稿需求收拾，因有些過于殘缺或污損嚴重，需求花費較多的時間和精神。信件、佚文等交流被平易近間加入我的最愛，不時被表露或出現在拍賣市場，我們仍在關注和彙集中。選集出書后，必定會有反饋新聞，我們等待學者或讀者的增補意見，籌劃下一個步驟的改進計劃，使選集更全。
四、梁啟超的愛國情
彭湃新聞：在幾十年的選集編纂過程中，您對梁啟超最直觀的認識是什么？
湯仁澤：對梁啟超的最直觀認識，是他赤誠的愛國情。
梁啟超與中國近代社會、政治、文明有著諸多關系和影響，除了有時代培養的原因外，更有他本身的人格魅力，在他的言行中，無不表現出特別的家國情懷，梁啟超愛國救國，平生都在尋求本身的幻想——“強國夢”。
李任夫是梁啟超的學生，于1926年就讀北師年夜，梁的授課對他興趣和啟發很年夜。有一回他和同學楚中元登門請教，楚中元提問：“梁師長教師過往保皇，后來又擁護共和；前頭擁袁，以后又反對他。普通人都以為師長教師前后牴觸，同學們也有懷疑，不知對此有何解釋？”梁答覆說：“這些話不僅別人批評我，我也批評我本身。我本身常說；‘不吝以本日之我往反對舊日之我’，政治上這般，學問上也是這般。但我是有中間思惟和一貫主張的，決不是看風轉舵，隨風而靡的投機者。……我的中間思惟是什么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講座場地貫主張是什么呢？就是救國。我平生的政治活動，其出發點與歸宿點，都是要貫徹我愛國救國的思惟與主張，沒有什么個人預計。”（李任夫：《回憶梁啟超師長教師》，見吳其昌：《梁啟超傳》百合文藝出書社2004年版，第230-231頁。）
梁啟超年輕時，有血有淚有志氣，他堅信中國不亡，他要盡本身所能往救國。
1898年夏日的某一天，他與同人約曰：“吾國人不克不及舍身救國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輩從此相約，非破家不克不及救國，非殺身不克不及成仁，目標以救國為第一義，批準此意者皆同道。”這年梁啟超25歲，“舍身救國”的志愿也非此時才有，卻早已成為“第一義”了。（狄記：《任公師長教師事略》，見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國民出書社1983年版，第107頁。）
梁啟超（1873-1929）
梁啟超避難居japan(日本)時，記憶猶新災難極重繁重的祖國和國民：“吾嘗有一不慚之狂言在此，曰：吾之能歸國與否，此自關四萬萬人之福命，非人力所能強致也。……故吾常以為天如不逝世此四萬萬人者，終必有令我自效之一日，若此四萬萬人而應墮長時者，則吾先化為異域之灰塵，固其宜也。……若梁某某者，除卻做國務年夜臣外，終身決不做一官者也；然茍非能實行吾政見，則亦終身決不做國務年夜臣者也。……數年以后，無論中國亡與不亡，舉國行當思我耳。”梁啟超“教學場地以逋亡之身，日夕槁餓，而作此壯語”。（梁啟超：《與上海某某等報館主筆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56頁。）
梁啟超有過一次親赴前線“從戎”、舍身為國效率的經歷。那是護國之役，他是發動者之一。一介書生冒風險赴前線救國，用梁啟超本身的話說是，“此行乃關系滇、黔存亡，且全國國命所托，雖冒萬險萬難不容辭也。”（梁啟超：《致梁思順》（1916年2月28日），湯志鈞、湯仁澤編注：《梁啟超家書、南長街54號梁氏函札》，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版，第138-139頁。）護國運動有“萬險萬難”，支出的代價畢竟有多年夜？梁啟超由滬機密赴港，因無護照，只能偷渡海防后進桂。乘夜色冒暴雨，“竟于無意中而游如此勝境。小樹屋”此間“為播越顛沛中抱病疾書”《國平易近淺訓》，在序文中道：“于役邕桂，取道越南。時諜騎四布，自匿于山中十日，更圖間道潛赴。同業七人皆雲集，各自覓路進取，余孑身寄一牧莊，相伴者惟他邦傭保。……中間復嬰熱病，委頓二日，幾瀕于逝世。”（梁啟超：《國平易近淺訓·序》，《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二，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1頁。）真是驚恐萬狀，命懸一線。
1920年頭梁啟超歐游歸國，潛心學術，兩年后出書《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上卷《歐游中之普通觀察及普通感觸》，把“所觀察和所感觸寫出來”，能會議室出租看出他愛國救國觀念有了進一個步驟晉陞。
文中談及十多種感觸感染，有“檢查本身從前的缺點，振奮本身往后的精力，循著這條亨衢，把國家拯救建設起來，決非難事”。他認為這樣做還不夠，“人生最年夜的目標，是要向人類全體有所貢獻。”“一個人不是把本身的國家弄到富強便了，卻是要叫本身國家有功于人類全體，否個人空間則，家教國家便算白設了。”他說假如清楚了這個事理，“天然了解我們的國家有個絕年夜責任橫在前程。什么責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往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歐游中之普通觀察及普通感觸》，《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上卷，商務印書館1922年12月版，第67-68頁）
有家國情懷的作者，才幹寫出國人喜聞樂見的文章來。丁文江說：“梁師長教師生平以著作報國，實有四十年之歷史。”“師長教師四十年之中，腦中固絕未忘一‘國’字。”（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國民出書社1983年8月版，第1204頁。）官場上不順利的梁啟超決然隱離政治，回歸本身鐘愛的文明教導領域。自1920年至1927年，梁啟超完成的著作有《清代學術概論》、《墨經校釋》、《老孔墨以后學派概觀》、《墨子學案》、《中國歷史研討法》、《先秦政治思惟》、《國學進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中國歷史研討法（補編）》、《中國佛學史稿》、《中國文明史》、《儒家哲學》、《古書真偽及其年月》等，研討重點是先秦諸子、中國歷史學、哲學、文學等。比起擔任幾天總長或總裁來，梁啟超的著書立說、執教導人的感化及意義要深遠得多，其價值和性命力也長久得多。
梁思禮在回憶父親時說：“我誕生時父親已51歲，雖然他很是愛我，但我沒有機會能像我的年夜兄姐們那樣親身從父親那里獲得直接教導。……有人曾問我：‘你從父親那里繼承下來最寶貴的東西是什么？’我答覆：‘愛國！’‘愛國’也是我們全體兄弟姐妹們所繼承下來的寶貴遺產。我們九人中有七人在海內學習，個個學業優秀，可是我們沒有一個留在國外，個個都學成歸國，報效祖國。”（梁思禮：《梁啟超家書·媒介》，見林洙編：《梁啟超家書》，中國青年出書社2013年版，第11頁。）
梁啟超曾說：“吾之本性富于感情，而志不懈于向上。”早年在時務學堂“課諸生，既授之以經史年夜義，厚此中學之根柢，養成其愛國之熱心”，這份感情也深深地影響了下一代。
梁啟超特別培養後代，“假期內督課群童，每晚輒聚講讀書，聲出金石，群童樂不成支。”在“致孩子們書”中舞蹈教室，不乏梁啟超告誡後代認真讀書、學成報效祖國的話語，可謂情深意長，但沒有鼓勵孩子讀名校，往升官發財，也沒有強迫孩子往學所謂的“熱門專業”。如1927年8月29日信中，梁啟超叮囑女兒思莊學成后早日歸國，“可以做爹爹一個年夜幫手，我將來許多著作，還要請你做顧問哩。”此時思莊正在國外攻讀生物學，一年預科讀完，升二年級，梁啟超很是高興，因為此前“你們弟兄姊妹，到今還沒有一個學天然科學，很是我們家里的憾事”，“中國男子還沒有人學這門……因為這門學問與一切人理科學有親密關系。”（丁文江編：《梁任公師長教師年譜長編（初稿）》，世界書局1959年版，第745-746頁。）梁啟超養育了九個後代，人人成才，又各有所長，被譽為：“一門三院士，滿庭皆英俊。”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禮三人是中國科學院院士。
比起眾多八斗之才、學富五車的文人學士來，梁啟超憂國憂平易近的責任擔當和奉獻精力是顯而易見、出類拔萃的，用他本身的話說“吾之本性富于感情，而志不懈于向上”，是“多血多淚之人”。恰是對祖國的摯愛和救國的任務感，恰是年夜愛和責任的完善結合，令他精神茂盛、百折不撓地尋求本身的幻想。雖然求索之路千辛萬苦，掉敗過一次又一次，但禁止不了他平生的尋求、摸索和奮斗。
責任編輯：柳君